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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登勃洛克一家作者简介
德国20世纪杰出作家托马斯·曼,出生于吕贝克商人世家,中学毕业后曾在慕尼黑保险公司实习,后转而投身编辑工作,短篇小说的创作为他铺就了道路。他的成名作《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年)在意大利诞生,随后的《国王陛下》(1909年)揭示了资产阶级试图借助封建残余来提升威望的讽刺。他的作品多关注艺术与社会的冲突,如《魔山》(1924年)通过疗养院中人物的斗争,批判颓废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联系。
在30年代,曼深受叔本华哲学影响,表现出忧郁悲观,但他对法西斯主义态度鲜明,如《玛利欧和魔术师》中预见了法西斯统治的终结。1933年,希特勒掌权,曼被迫离开德国,流亡至瑞士,后定居美国。在流亡期间,他创作丰富,如《绿蒂在魏玛》揭露法西斯思想,四部曲《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取材希伯来传说,而《浮士德博士》和《骗子费立克司·克鲁尔的自白》则对资产阶级进行了尖锐批判。
二战期间,曼积极发表政论文章,反对法西斯,最终离开美国。苏联十月革命后,他赞赏列宁领导的革命,对社会主义有所理解。曼的一生见证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变迁,他以编年史家般的笔触,记录了社会的衰落与腐朽,经历思想斗争后,他认识到政治与个人命运的紧密联系,投身反法西斯斗争。
扩展资料
《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德国作家托马斯·曼(1875—1955)早期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它通过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经济、社会地位和道德等方面的衰落和瓦解,深刻地揭示了德国市民社会灭亡的必然趋势。作品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描写手法深微细致、丰富多姿,好像现实生活复现在我们眼前,却又比现实生活来得集中、来得完美。1929年,作者本人以这部篇幅极至浩瀚的小说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评委会曾赞誉此书为“德国首部格调高雅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二、《百年孤独》的确是部很好的小说,可是它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_百...
《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作品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反映了拉丁美洲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作品融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典故等神秘因素,巧妙地糅合了现实与虚幻,展现出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小说自1967年一问世,立即引起欧美文坛的“ 一场文学地震”。1982年,瑞典文学院认为,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天地,即围绕着马孔多的世界”,“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因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多考虑作品对“人”这个母题的探究,对人本身和社会的关照。《百年孤独》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以布恩蒂亚家族的百年兴衰历史展现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发展轨迹,百年轮回又回到起点;以布恩蒂亚家族成员的孤独封闭揭示了拉美历经百年发展仍旧停滞不前严重落后的原因。从某个意义上说,作品设置的马孔多镇不仅是拉美的一个缩影,也是整个人类生存的隐喻。超现实力量对个体存在真实性的根本否定和作为个体对此否定的无能为力使得忧伤、忘记和混乱等成为人类生存的母题作品,“反映出整个大陆的生命矛盾”的深邃内质。
三、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阅读魏玛时代?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是20世纪德国作家、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和电影理论家,他早年在《法兰克福报》任记者、评论员,与阿多诺、本雅明、布洛赫等德国左翼知识分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3年纳粹上台后,作为犹太人的克拉考尔被迫流亡巴黎,后于1941年辗转到达纽约。移居美国后,他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作,主要从事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研究。
克拉考尔是最早一批被介绍进中国的电影理论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人和电影学者所面对的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在电影和人们的日常经验重新建立关联,克拉考尔的左翼立场和现实关怀,使他成为了最符合当时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西方电影理论家。他的两本电影研究著作,《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和《电影的本性》都是移居美国之后用英文写作的,前者从魏玛时期的德国电影中追溯纳粹的萌芽,后者则将电影这一艺术形式视作对被工具理性奴役的西方世界的精神救赎。两本书都在美国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也让人们对他二战前的作品发生了兴趣,于是在1963年,他出版了一本自选文集,《大众装饰》,其中选取了十几篇他在魏玛时期(也就是他在《法兰克福报》任职期间)的作品,这本书在他去世后成为了建筑、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的重要文献,而它的名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继续去挖掘和重新发现克拉考尔的其他早期作品。
他将这次在家门口完成的调查称作一次“远征”,因为在他看来,这一系列在《法兰克福报》上连载的文章涉足了一个“未知的领域”,其惊险程度不亚于一场银幕上的非洲之旅。因为“在寻访雇员的同时,它驶入了现代大都市的内部”,比起电影里令人啧啧称其的原始部落,这里的生活在众目睽睽下展开,却并不为人所知,正如爱伦?坡小说里写到的“女王陛下的信”,没有人留意它,正因为它就在台面上。
于是,我们在克拉考尔的调查中看到,中产阶级想要在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上与工人阶级划清界限的努力越发顽固而绝望――克拉考尔展现了这个“中产阶级概念和感受之家”的外观是如何依靠“教育”、“文化”、“职业”等话语得以维系,但与此同时,家园早已坍塌。在他看来,这些雇员们是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只能暂时躲入文化工业为他们提供的避难所。1929年的克拉考尔还无从得知,这些中产阶级会成为纳粹党和希特勒的支持者,然而他在他们头上看到的“恐怖的光晕”,使他比其他人更早预见到某种政治灾难即将降临。也正因为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暗示,这是一份“来自最新德国”的报道,它见证了魏玛共和国的末路,和一个“新的德国”的危险萌芽(1933年希特勒上台,仅维持了短短14年的魏玛共和国正式宣告破产)。
而《侦探小说》的写作比《雇员们》更早,它于1922年至1925年间完成,但却在克拉考尔去世之后五年才在他的遗物中被发现。在这本书中,他让一种“在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看来只是无关文学的粗制滥造”的文学类型――侦探小说获得了一番形而上学的阐释,同时,他也在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文学现象上试验了各种形而上学的范畴。这种借由一类文艺作品展开形而上学或历史哲学探讨的方法,来自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克拉考尔曾评价它为同时代最重要的哲学成果之一,同时,《侦探小说》与本雅明1928年的论文《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也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不同的是,克拉考尔选择了更加通俗,甚至是不入流的文学类型,在他看来,这些充满了奇技淫巧的追凶故事就像是一幅变形画,映射出了人们精神世界中某种不可回避的景观。
推理究竟是还原了真相,还是彻底虚构了真相?这是侦探小说的张力,对应到现实,一战后的欧洲知识分子们也面临着类似的惶恐:理性从神坛上跌落,人们究竟该如何重新搭建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桥梁?
在《雇员们》和《侦探小说》两本书出版之际,北大出版社联合北大博雅讲坛举办了“思想的跨界者――克拉考尔”研讨会,在会上,北大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胡蔚谈到了克拉考尔以及那一代一战后的德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救赎焦虑”以及他们为突破这种焦虑所做的尝试。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刊出胡蔚的发言节选,以飨读者。
胡蔚:如何在废墟上重建生命的意义是克拉考尔这代德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题
克拉考尔生于1889年,本雅明生于1893年,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而比他们稍微年长一点的托马斯?曼和里尔克是1875年出生,茨威格是1881年出生,他们这一代19世纪的80后、90后是有一些共性的。他们都在相当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一战,这使得他们身上普遍存在一种救赎的焦虑,他们各种各样行为的动机,似乎都是源于这种救赎的焦虑。
史学界有一个观点,认为一战爆发得十分偶然,战争双方的理由都很牵强,或者说是为了打仗而打仗。1914年的德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非常想要向世界展示它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各种战争宣传画色彩艳丽,征兵广告充满鼓动性,整个市民社会都好像看到了一个他们所不熟悉却又无限向往的新世界的曙光,家家户户把年轻的男孩送去当兵,这些男孩戴着个软布帽子就上战场了,根本不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等到他们经历了血腥、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他们想象的、被称为“绞肉机”的战争,回归到战后的日常生活,你会发现,这一代人都被打垮了,从身体到精神都彻底崩溃,他们憧憬的新世界突然变成人间地狱。当时柏林的街头,随处可见断臂或是瞎眼的士兵,这种心理的反差、幻灭的情绪,对应到形而上学的讨论就是,当所有意义都失去,当所有关联都是去,怎样去重新救赎,怎样在废墟上重新建构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这就变成了这一代80后、90后共同的话题,这既是现实问题,也是哲学话题。
一战结束后的前五年,魏玛共和国还没有从战争中恢复过来,通货膨胀、饿殍遍野。伯格曼的电影中有一个很经典的镜头,记录了一匹还拉着车的马饿毙在慕尼黑街头,一位妇人当场就把这个马开肠破肚,将马肉卖给路边的行人。从1925年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魏玛共和国有一个五年左右的稳定期,这就是现在文化史上通常所说的1920年代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魏玛的文学艺术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其次,当时的新媒体――电影的表达方式也影响了传统的小说、戏剧体裁,比如《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使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将一些新闻报道、天气预报、电影广告杂糅拼贴在一起,情节松散、意识流;布莱希特描写伦敦黑社会的《三毛钱歌剧》也是一个经典的魏玛时代戏剧作品。
再次,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病理学的研究成果也进入了文学创作中,对文学创作方式产生了十分重大、深远影响。总之,魏玛共和国时期是一个文化艺术生活非常多元、活跃的时期,各种文学流派、各种政治立场的人物都很活跃,既有先锋派的作家,也有传统的作家,既有左翼作家,也有保守主义的作家,大家都有一席之地。随着报业的发展,评论家在魏玛共和国文化生活中的影响也变得举足轻重,茨威格的自传《昨日的世界》里就曾经提到文艺副刊的评论家对于维也纳文化生活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回到克拉考尔,他的身份很难归类,也拒绝被归类,用德国人的话说,他坐在了“所有的椅子中间”。这也决定了他的一生始终处于局外人、边缘人的位置,在政治上也是如此,游离于各个派别之外,无论是与“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团体,他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从潜意识心理分析的角度,这也可能与他犹太小市民阶级的家庭出身有关。同时,他也热衷于研究边缘人群、灰色地带,比如“雇员阶层”,再比如作为消遣文学、不登传统经典文学大雅之堂的“侦探小说”。
克拉考尔一生开拓了很多“未知领域”,这些领域相互之间似乎没有关联,比如他一会儿关注“侦探小说”,一会儿又去做城市雇员的一个人类学田野报告,过几年又开始研究电影。他很多的创新、开拓,其实都来源于他的焦虑,或者说这是一代人的焦虑。卢卡奇的《小说理论》(1920)曾经影响过克拉考尔,在这本书中,他将他们所处的新时代诊断为“被神所弃的世界”,新时代的人是“先验的无家可归者”。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本雅明,和左翼阵营的卢卡奇、布莱希特,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病里面的人,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回应这个废墟时代,寻找救赎的可能。克拉考尔找到的可能是,如“拾荒者”般捕捉庞大理论体系缝隙中微光照见的浮尘,那些无法用概念归纳的、不易察觉的、转瞬即逝、碎片式的日常经验。这也是受到了胡塞尔和齐美尔的影响,“从一个最小的偏门里也可以登堂入室,直接抵达人类本质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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