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目录（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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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目录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作者简介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的作者简介
中国到底该采取怎样的增长模式

一、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目录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目录

1 导论

1.1 写作缘起

1.2 基本概念

1.2.1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

1.2.2 增长方式与增长模式的区分

1.2.3 Ⅰ、Ⅱ部类划分与轻重工业划分

1.2.4 服务业与三次产业划分

1.3 本书结构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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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早期经济增长与现代经济增长

2.1 早期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2.1.1 早期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2.1.4 从工业化论战到斯大林工业化路线

2.2 现代经济增长与理论发展

2.2.2 从早期到现代的革命性转变

2.3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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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效率提高的关键

3.1 科学技术与效率提升

3.2 服务业与经济效率

3.3 信息技术的革新影响

...

4 我国工业化道路与问题

4.1 改革开放前与后经济增长模式

4.1.2 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挑战

4.2 改革与结构调整

4.2.2 体制基础与效率改进

...

5 转型与新型工业化道路

5.1 提高效率与结构调整

5.2 政策与制度变革

5.3 内涵增长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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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编著、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一部经济类图书，本书是作者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又一次关键时刻，“为了回答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在近五年的思考基础上，遍览古今中外文献，悉心研讨理论与政策而推出的最新力作。书中直指中国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存在的问题，全面回应了一个时期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七大质疑。

二、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作者简介

中国增长模式的选择，是由一位资深的经济学者，吴敬琏，提出的深度见解。吴先生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拥有丰富的学术背景和实践经验。他的专业领域广泛，包括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的观点深受业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他担任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洞察力，培养了众多经济领域的精英人才。同时，他还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担任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为商界和学术界的交流搭建了桥梁。

除了在国内的学术贡献，吴敬琏也是国际管理学会的会员，这表明他的研究视野跨越国界，对全球经济发展有独到的见解。在政治领域，他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积极参与国家政策的讨论和建议，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吴敬琏的每一个身份和角色都反映出他对中国增长模式选择的深入理解和持续关注，他的研究和实践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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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的作者简介

吴敬琏，经济学家，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国际管理学会会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的作者简介

四、中国到底该采取怎样的增长模式

中国过去二十五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能量，时至今日，各种改革已基本接近尾声，体制转型虽然还有潜力可挖，但要以此支撑下一个十年的超常增长，似乎勉为其难。所以举国上下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找经济增长的推动器。但是对经济增长模式的探索在本世纪初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以高能耗、高污染和大量占用土地为特征的重型工业化浪潮再一次涌来。许多人深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经过重化工业化的阶段，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并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如果抓住了重化工业化这一机遇，中国经济就完全可以保持20年的高增长”。（P8）在强调科学发展观，提倡以人为本的21世纪，这样的增长竟然再一次占了上风。

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敬琏老先生为了回答我国当前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对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做了深入的研究，写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以期回答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增长模式，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为什么重型工业化道路的风气会在中国兴起？那些支持中国走重型工业化道路的专家学者所依据的又是什么？吴敬琏老先生查阅了大量的发展经济学文献，对发展经济学理论脉络进行了梳理，指出重型工业化道路所依据的不过是已经过时的理论。作为重型工业化理论依据的“霍夫曼经验定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资本品工业的生产将超越消费品工业的生产，成为整个社会生产结构中的主导企业——并不真是一个定理，而只是在早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将会在以后持续下去的假定前提下对未来作出的预言。这种简单外推所得到的结论，显然只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关于结构变化的假说。（P33）库兹涅茨引用日本经济学家盐谷佑一的论述，批评霍夫曼关于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划分不够确切，并且认为“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看不出存在什么‘霍夫曼定理’”。虽然“霍夫曼”定理只一个并未被后来的经验数据证实的假说，但在中国，由于它的内容恰好与曾在我国处于支配地位的苏联工业化的理论和经验有许多共通的地方，“霍夫曼定理”常常被看作一个分析工业化进程的可靠工具。

对“霍夫曼定理”并不正确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苏联的重型工业化道路。苏联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开始的经济发展是按照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进行的；或者像速水佑次郎所说，“苏联的经济计划可以认为是在政府指令下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以推动经济发展的极端情形”。（P45）然而，苏联的经济增长却始终落后于同期的先行工业化国家。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对这种情况进行了研究，得出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源投入的增加，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来源于效率的提高。早期增长模式和社会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不可持续性在苏联经济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即使在苏联领导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不触动体制上和增长模式上的根源，只靠研究开发投入的增加，虽然在少数领域（如人造卫星等）取得了世界性成就，但总体上却一直缺乏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目标。

在总结了早期增长的相关理论之后，吴敬琏老先生着重讲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发展，指出19世纪后期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实现了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积累和其他资源的投入驱动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之类和效率的提高驱动的转变。（P36）库兹涅茨西欧和北美主要工业化国家到20世纪中叶为止的50-10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以后，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相应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调整的基础上。而我们在重工业浪潮中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早期增长模式的延续，根本不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吴敬琏老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从重型工业化的道路上走出来。从“工业化道路”的意义上说，就应当认为，当一个国家实现从早期经济增长模式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革命性转变，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走上了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而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是吴敬琏老先生在本书中从头到尾所提倡的。

在论证了早期增长模式和传统工业化道路缺乏效率和必然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之后，吴敬琏老先生详细的介绍了我国工业化的曲折道路以及当前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苏联的强大影响下，我国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全盘接受了苏联20年代的工业化观念，“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更是把投资驱动增长的做法推倒了极致，虽然依靠高投资和高消耗实现了产值的高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P101）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中国领导多次作出决定要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由于体制和政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根本转变的目标迄今尚未得到实现。吴敬琏老先生把增长模式改变不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配套的体制和政策仍旧遗留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中”（P114）。具体表现为：第一，把数量扩张作为主要目标的旧思想和老做法没有彻底改变；第二，各级政府继续保持着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政策的干预权力；第三，财政体制的缺陷使各级政府官员有动力和能力进行过度投资营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第四，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鼓励高资源投入、低经济效率项目的扩张。因此，“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断被复制出来，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增长模式乃是现行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随后，吴敬琏老先生列举了“重型工业化”浪潮带来的主要问题：第一，造成了土地、淡水、以及煤、电、油、运以及其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第二，使我国的生态环境加速恶化；第三，抑制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关系重大的服务业的发展；第四，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

在详细叙述了当前工业化道路所存在的问题之后，吴敬琏老先生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指出中国为了改变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促进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第二，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过高的交易成本；第三，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效率。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应当利用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相对低效的农业向相对高效的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机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P141）

在本书的末尾，吴敬琏老先生阐述了我认为本书最为精华的思想：要真正做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最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支持这种转变的制度基础。这必然要求我们加快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最为关键的关键，是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有限和有效的政府，增长模式能否转变，最终取决于政府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目前我国政府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存在着“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偏差，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转变增长方式，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和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力。矫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关键在于实现价格市场化，把定价权还给市场，要素价格由它们本身的稀缺度而不是由行政官员决定，市场机制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最后的最后，吴敬琏老先生总结道，目前改革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建立健全内涵增长的制度基础”，这样的分析判断可谓一针见血。但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在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加困难。但是，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迫切任务能否完成，将最终决定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转变的成效。”

通观全文，本书可谓是“旁征博引”、“谈古论今”，既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也引用了李嘉图、凯恩斯、萨谬尔森等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既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论述了我国的经济，一本近30万字的小册子，光注释就有300多条，仅主要参考文献就有一百多篇，图表、公式等也为数不少；内容不仅是论述经济发展，而且涉及技术等领域。然而，本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吴敬琏老先生没有挑明，但是本书给读者的直观印象就是吴敬琏老先生宣扬的是美国、英国的经济发展，把美国增长的“模式”称之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但是2008年也就是本书增订本出版的时候，美国就爆发了经济危机。被吴敬琏老先生奉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现代经济结构”典范的美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彻底摧毁了美国的虚假繁荣。本书在评论东亚金融危机时，认为金融危机是因为“一些东亚经济的高增长率主要来自高额资本积累，而不是技术进步”，“这场危机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政府主导过度投资和产能扩张，是造成金融风险积累直至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重要原因之一。”（P48）如果说当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是因为发展模式不正确、政府主导造成的，那么吴敬琏老先生所推崇的作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代表的美国，怎么也爆发了经济危机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本书的局限性或者说是吴敬琏老先生的经济发展思想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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