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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轼十讲》|“鸿”的一生
苏轼的很多诗词中都会用“鸿”来自喻 ，因为“鸿”是候鸟 ，随季节的更换飞来飞去 ，苏轼是个官员 ，随朝廷的差遣跑来跑去 。更进一步讲 ，整个人生也就是在世间的一次匆匆旅行 ，像“鸿”一样飞过这个世界 。
苏轼的诗词中第一次出现“鸿”是在《和自有渑池怀旧》一诗中：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
嘉祐六年 ，苏轼与其弟苏辙一起参加制科考试 ，联名并中 ，被授予“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一职 ，这是他仕途的起点 ，这首诗便是他在上任途中所做 ，而“雪泥鸿爪”一词便来自于此诗中 。初入仕途的苏轼自然怀有一番雄心壮志 ，虽然是偶然留下的痕迹 ，虽然留下痕迹的“鸿”已不知去向 ，但却能由痕迹引起关于往事的鲜明记忆 。
既然自喻为“鸿” ，那边要经历身世的飘忽不定 ，无处可以长守 。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 ，让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这次诗词中的“鸿”出现在了我们咏为经典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 ，漏断人初静 。
谁见幽人独往来 ，缥缈孤鸿影 。
惊起却回头 ，有恨无人省 。
捡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 。
“孤鸿”在精神上遭到流落 ，但是还要捡尽寒枝不肯栖 ，对栖息之所有所选择 ，宁肯在凄冷的沙洲独守思想的净土 。
黄州之后 ，苏轼又转任汝州 、常州 ，宋神宗崩后被召回京城任翰林学士 ，然后宋哲宗元祐四年又任杭州知州 ，以至后来的颍州 、扬州 、定州等地任知州 ，一生仕途数起数落 ，走遍大江南北漂泊不定 。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苏轼从贬谪之地海南岛获赦北归 ，至金陵时遇见老朋友法芝和尚 ，遂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
春来何处不归鸿 ，飞复羸牛踏旧踪 。
但愿老师真似月 ，谁家瓮里不相逢 。
这“归鸿”是苏轼最后一次对“鸿”的书写 ，不就便病逝于常州 ，结束了其漂泊的一生 。
二 、一些摘抄《苏轼十讲》
第二讲：贤良进卷
据史料记载 ,这次应举的人非常多 ,有三十三位 ,结果大宰第相韩琦发话了 ,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谦虚 ,有二苏在此 ,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来竞争!这话一传开 ,多数人都退去了 。当然二苏要面临的第二步依然很艰巨 ,就是所谓“秘阁六良贤论” 。据说 ,秘阁考试原定在八月举行 ,但八月份苏辙不巧生了病 ,又是大宰相韩琦做主 ,把考期推迟了一个月 ,到九月再考 。因为他觉得苏轼 、苏辙只要有一个不能参加 ,朝廷举行这个考试就没什么意思 。
嘉祐六年的“制科”考官和上面提到的相关人物中 ,胡宿(996—1067)最为年长 ,他在文学方面被视为“西昆体”的后续人物 。其次就是荐举二苏的欧阳修(1007-1072)和杨畋(1007—1062) ,考官王畴(1007-1065) 、范镇(1008-1088)和宰相韩琦(1008-1075)大抵与之同龄 ,吴奎(1011-1068)和蔡襄(1012-1067)略小 ,但可以算同一代人 ,其中韩琦 、欧阳修 、蔡襄是庆历年间范仲淹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 ,到嘉祐年间已为名公巨卿 ,韩琦掌握着北宋朝廷的决策大权 ,而欧 、蔡可谓文学艺术上的一代宗师 。另外还有三位更年轻的官员 ,就是司马光(1019-1086) 、王安石（1021-1086)和沈遘(1025-1067) 。这沈最年轻 ,但去世甚早 ,司马光和王安石则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新旧党争”的领袖 ,他们应该算另一代人 。嘉祐年间的他们已在士林享有盛誉 ,朝廷委任其为考官 ,说明他们的能力和见解已获重视 ,而他们也明确地表达和坚持自己的意见 ,决不含糊 。颇具意味的是 ,在看待苏辙对策的问题上 ,此二人的态度已截然相反 。从西蜀偏远之地来到首都的苏氏兄弟 ,所面对的前辈先达 ,或者说对二苏的学业加以评判裁断的 ,主要就是这两代人:当年的“庆历士大夫”和将来的“党争”领袖 。
欧阳修将“复古”价值观与日常性相融合以避免与世俗冲突的思路 ,虽被二苏所继承 ,但并未被介于其间的王安石一代人所认可 ,后者希望的是以更鲜明的姿态坚持“复古”价值观 ,树立为唯一正确的最高原则 ,而不惮与世俗激烈冲突 。司马光虽与王安石的具体主张不同 ,但原则至上的思路也如出一辙 ,如此相同的思路和不同的主张 ,即将把北宋的士大夫社会撕裂成两半 。
总之 ,二苏“贤良进卷”的内容 ,既有继承欧阳修等“庆历士大夫”主张的一面 ,也表现出与王安石等后来的“党争”领袖相似的某些诉求 ,但以前一方面为主 。熙宁以降 ,面对王安石“变法” ,二苏的所论所行 ,与早年的“进卷”所述见解有差异乃至矛盾之处 ,是由许多人事因素促成的变化 。
第三讲：乌台诗案
苏轼一生有两次在杭州任职 ，熙宁年间是任通判 ，元祐年间是任知州 。
但对于中国文化史来说 ,苏轼与杭州的相遇是意义非凡的 。江南城乡的风光 ,千姿百态的西湖 ,秀丽如画的吴山和惊心动魄的钱江潮 ,是造物对诗人的最好馈赠;苏轼也无负于这番馈赠 ,他为杭州的山水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 ,使这些山水永远跟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也从此改变了杭州的形象:这个钱粮盐布的都会因为苏轼而转变成艺术和美的栖息地 ,至今神韵流淌 ,风月无边 。
以上的故事大抵都可靠 ,问题在于这样一来 ,好像只剩御史台的那几位御史是主张严惩苏轼的 ,别人都不以为然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把“乌台诗案”看作政治事件时 ,存世的史料呈现出明显的缺陷 。历史上凡是被否定的事往往如此 ,史料记载了许多人曾为阻止其恶化付出努力 ,但就是不说“元凶”是谁 。
第四讲：三咏赤壁
王永照概括苏子在黄州时期的写作特点：
一 、抒写贬谪时期复杂矛盾的人生感慨 ,是其主要题材 。比之任职时期 ,政治社会诗减少 ,个人抒情诗增多;
二 、这时期创作的风格除了豪健清雄外 ,又发展清旷简远的一面 ,透露出向以后岭海时期平淡自然风格过渡的消息;
三 、在散文方面 ,任职时期以议论文(政论 、史论)和记叙文为主 ,这时期则着重抒情性 ,注重于抒情与叙事 、写景 、说理的高度结合 ,出现了带有自觉创作意识的文学散文或文学性散文 ,其中尤以散文赋 、随笔 、题跋 、书简等成就为高 。
耕种自济 、养生自保 、著书自见 、文学自适 、韬晦自存——这就是东坡居士在黄州的生活内容 。
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 ,东坡先生留五年 。春风摇江天漠漠 ,暮云卷雨山娟娟 。丹枫翻鸦伴水宿 ,长松落雪惊醉眠 。桃花流水在人间 ,武陵岂必皆神仙 。
(《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 ,《苏轼诗集》卷三十)
江山风月 ，本无常主 ，闲者便是主人 。（《苏轼文集 ，卷五十》）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 ,而未尝往也 。盈虚者如彼 ,而卒莫消长也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 ,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 ,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 ,物各有主 。苟非吾之所有 ,虽一毫而莫取 。惟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 ,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 ,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前赤壁赋》）
江流有声 ,断岸千尺 。山高月小 ,水落石出 。曾日月之几何 ,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予乃摄衣而上 ,履巉岩 ,披蒙茸 。踞虎豹 ,登虬龙 。攀栖鹘之危巢 ,俯冯夷之幽宫 。盖二客不能从焉 。划然长啸 ,草木震动 。山鸣谷应 ,风起水涌 。予亦悄然而悲 ,肃然而恐 ,凛乎其不可久留也 。返而登舟 ,放乎中流 ,听其所止而休焉 。（《后赤壁赋》）
第六讲：王苏关系
苏轼登制科后初入仕途的任官制书 ，是王安石所起草；而王安石去世后 ，朝廷给予的第一份褒赠制书 ，则是苏轼所起草 。
确实 ,从“属熙宁之有为 ,冠群贤而首用 。信任之笃 ,古今所无” ,正谓其获得神宗信任而展开“相业” ,马上就跳到“方需功业之成 ,遽起山林之兴 。浮云何有 ,脱屣如遗” ,仿佛还没展开就扬长而去 ,一代经纶真的如“浮云”一般 。通常情况下 ,对一位刚刚去世的前朝宰相加以表彰 ,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强调其“相业”的成功 ,而《王安石赠太傅制》似乎恰恰就缺乏这一项内容 。这一点当然无须讳言 ,苏轼确实没有也不可能赞美“新法” 。而且 ,既然是在“元祐更化”的时代里即便王安石地下有知 ,也不会指望有这方面的赞美吧 。
不妨说 ,学者型政治家以导师和能吏相统一的“宰相”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是比较自然的 。然而 ,中国文化发展到北宋时期的实际情况 ,是无论学术思想还是政治见解 ,都已形成各具特色的诸多流派 ,而且学术上的“新学”“洛学”“蜀学”“元祐学术”之称 ,与政界的“新党”“洛党”“蜀党”“元祐党人”等称呼具有相当程度的对应性 ,如果政治领袖真的既为能吏又要做导师 ,那无异于在政治控制的同时又加以思想控制 。因此 ,导师和能吏的统一虽被推崇为“相业”的最高典范 ,但这样的“相业”是不是也会给社会文化带来负面作用 ,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
由于政治领袖兼为导师的模式 ,是王安石在《虔州学记》中明确表达的 ,所以苏轼把他反思的结果 ,写成了一篇与《虔州学记》针锋相对的文章 ,就是《南安军学记》 。写作此文时苏轼已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 ,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三月四日 。北宋的虔州和南安军是两个相邻的州级行政单位 ,现在都属于江西省赣州市 。“学记”这类文章 ,是王安石比较擅长的 ,而苏轼一生只写过这一篇 。
老年少忻豫 ,况复病在床 。汲水置新花 ,取慰此流芳 。流芳只须臾 ,我亦岂久长 。新花与故吾 ,已矣两可忘 。（王安石《新花》）
第八讲：元佑党争
苏轼通过积极沟通 ,把许多“敌人”变成了朋友 ,在艰难起伏的生涯中依然收获亲情 、友情 。当然他一生最珍贵的 ,是与苏辙的手足之情 。无论在“新旧党争”还是在“元佑党争”中 ,苏辙都是他最坚定的一个支持者和依靠者 ,《宋史·苏辙传》有史官论赞云:“辙与兄进退出处 ,无不相同 ,患难之中友爱弥笃 ,无少怨尤 ,近古罕见 。”
第九讲：唱和《千秋岁》
哲宗的统治使岭海之间充满了逐臣 ，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的“贬谪文化” 。而当时贬谪士人的极限 ，就是苏轼所到达的海南岛 。
千秋岁
水边沙外 。城郭春寒退 。花影乱 ，莺声碎 。飘零疏酒盏 ，离别宽衣带 。人不见 ，碧云暮合空相对 。
忆昔西池会 。鹓鹭同飞盖 。携手处 ，今谁在 。日边清梦断 ，镜里朱颜改 。春去也 ，飞红万点愁如海 。
----秦观
千秋岁
岛边天外 。未老身先退 。珠泪溅 ，丹衷碎 。声摇苍玉佩 。色重黄金带 。一万里 。斜阳正与长安对 。
道远谁云会 。罪大天能盖 。君命重 ，臣节在 。新恩犹可觊 。旧学终难改 。吾已矣 。乘桴且恁浮于海 。
----苏轼
批注：秦少游的词以婉约传世 。而《千秋岁》作为元佑党争后被贬谪的心态缩影 ，被黄庭坚 ，孔平仲 ，李之仪 ，苏轼等苏门一派唱和 。可以看到 ，苏子虽开一派豪放 ，其学生却仍然可以写的一手婉约 ，甚至成为婉约派的代表 。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兼容并包 。
第十讲：个体诗史
某岭海万里不死 ，而归宿田里 ，遂有不起之忧 ，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 ，无足道者 ，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 。（苏轼《与径山维琳二首》之二）
综合来看 ,苏辙晚年记明日期的诗 ,呈现了个体生命 ,日常生活的展开过程 ,也有一部分隐喻着当时的政局 ,还有的作品直接批判了有关政策 。在他的主观上 ,是继承《春秋》的笔削之法来进行诗体的书写 ,现在看来 ,也可以视为苏轼“个体诗史”的一种发展形态 。苏辙一生都敬慕和追随兄长 ,在苏轼去世后 ,他非常孤独地坚持着苏轼的写作方式 。这样的坚持长达十二年之久 ,使他拥有了一段非常特别的晚年生涯 。他经历了苏轼未尝梦想的严酷而又荒唐的时代 ,目睹了苏轼不曾看到的无数政治闹剧 ,体会着远远超过兄长的巨大的外在压力和漫长的内心孤独 。这荒唐时代里孤独的理智 ,直面着日新月异的盛世”闹剧 ,在连绵不断的“党禁”压力之下曲折隐微而又深刻沉着的表达 ,为“主理”的宋诗开辟了又一种别具深长意味的境界 。
一些读后：
1 、《苏轼十讲》应该算是 ，六分学术四分平实的作品 。跟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还是有区别的 。《十讲》更注重主题下面对苏轼一生细节的阐释 。也更着眼于苏轼作品的一些分析 ，包括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串联 ，所以更多了学术的味道 。《苏东坡传》也有 ，但是 ，相对篇幅没有这么大 。
2 、《十讲》里单独提出来苏轼与王安石关系的梳理 ，这点倒是和《苏东坡传》有点像 。不过这也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北宋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四朝 ，甚至算仁宗末期嘉佑初年苏轼登科开始 ，五朝 ，最大的事情不过是王安石变法 ，随之引来的党争 。更别说苏轼和王安石相左 ，加上连续贬谪 ，王苏的关系演变 ，实际上也代表了党争的激烈程度 ，以及大家的道德底线 。徽宗之后 ，就是靖康 。随之宋人南渡 ，再无北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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