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房内考!神探狄仁杰的历史原型是谁

1、神探狄仁杰的历史原型是谁

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的狄仁杰（公元630年—公元700年），字怀英，并州太原，为唐武周时的著名政治家，官至宰相。

其人刚正廉明，执法不阿，以身护法。任大理寺丞，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到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先后举荐了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及姚崇等数十位干练的官员，皆为唐朝中兴之臣，朝中政风为之一变。

狄仁杰为官，正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

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曾担任国家最高司法职务，判决积案、疑案，纠正冤案、错案、假案；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1.7万人，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是历史上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

狄仁杰曾犯颜直谏，力劝武则天续立唐嗣，唐祚得以维系。一生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为国贡献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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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导演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以及《神探狄仁杰》电视剧的热播让狄仁杰大侦探的形象深入人心，历史中的真正狄仁杰，并不是这幅面孔。

要说狄仁杰是如何与西方的福尔摩斯并列为世界级神探的，这一切要归功于一个外国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重庆的荷兰外交官高罗佩，偶然间翻到一本古典小说《狄公案》，对狄仁杰机智破案的故事大为折服，瞬间深深着迷。

这位外交官，其实也是名汉学家，研究中国的春宫画，写了本《秘戏图考》，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写了本《中国古代房内考》。

而这一次，他决定动手把《狄公案》翻译成英语，嫌翻译原文不过瘾，自己还编写了很多新故事，凑成一套名为《大唐狄公案》的系列侦探小说，一时间风行海外。

从此以后，Judge Dee(狄法官)，就成了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中国神探。反而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包青天，并少有外国人所知。

真实历史上的狄仁杰，是书痴、是神医、是能臣、是义士、是聪明人，有着大唐最性感的头脑，但他从来就不是什么神探。

狄仁杰是个书痴。狄仁杰小时候，就已经有了神童之名。他的聪明，不仅因为家族的良好基因，更因为他刻苦努力，从小就痴迷于书籍，读起书来废寝忘食、心无旁骛。

狄仁杰不是神探，但历史记载，他可算得上是妥妥的神医。既是良医，也是良相的狄仁杰，既医人，也医江山社稷。如果没有他，可能就没有大唐盛世。

狄仁杰之所以被误认为是“神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大理寺干过。但和电视剧电影里不一样，大理寺不是刑警大队，是审判机关，类似于现在的最高法院。

所以，狄仁杰是法官，只负责审案子，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抓捕犯罪嫌疑人，狄仁杰他是不管的。而且他审判的案子，多半也是兄弟争产、寡妇改嫁之类的民事纠纷，电视剧里的大案奇案是没有的。

狄仁杰入职大理寺一年后，大理寺的绩效报告，呈到了宰相刘仁轨那里。刘仁轨仔细审查报告，一看惊呆了，资历这么浅的狄仁杰，竟然被评为“中上考”，位列第四，几乎没有新人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刘仁轨大怒，以为这里面肯定有腐败，赶紧把狄仁杰的顶头上司大理寺卿找来，要求他重新评估。但大理寺卿汇报说：大理寺历年旧案堆积如山，狄仁杰一上任，就加班加点工作，一年之内审结了一万七千人的案子，而且没有人喊冤说不公。

刘仁轨听罢汇报，大喜过望，亲自提笔，将狄仁杰列为“上下考”，提到了第三。

狄仁杰外交、军事、内政，哪一点都是天赋满满啊。在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除了偶有挫折，总体上仕途顺风顺水，最后还做到了宰相的位置。

正是狄仁杰这样的一班能臣廉吏，在武则天时代上下周旋，维护了江山的完整，天下太平。也正是如此，才有后来的平稳过度。否则，很可能在武则天和李家后人的较量中，山河早已支离破碎，还哪有后来几百年的大唐盛世。

来源：百度百科——狄仁杰

来源：百度百科——大唐狄公案

2、清代科举考试到底要在考房里呆几夜

清朝科举基本承袭明制。清开国初时曾在顺治年间两次分满汉两榜取士；之后改为只有一榜，但不特别鼓励满人、蒙古人参加，把科举入士之途留给汉人。满人、蒙古人虽参加科举虽然有较易考中的捷径，但最后殿试头三名习惯只授予汉人，即所谓“旗人不占鼎甲”。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间开科一百一十二次，进士二万六千人；进士前三名中只有三人是满人，其中两人是顺治分榜时所取，蒙古族只有一位阿鲁忒·崇绮在同治乙丑(1865年)考中状元。

明清时，正式由国家举行的科考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

因为明清的科举与学校结合，故此在参加正式科考以前，考生先要取得“入学”的资格，即成为生员。入学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称为童试的县、府、院三级考试。这是大部分士子所用的方法，被认为是入士的正途。另一方法是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监生中有皇帝恩准的“恩监”；因长辈曾为国建功而特准的“荫监”；和最常见的方法：透过捐献金钱财物而成的“捐监”。监生虽然亦可应乡试、会试；但一般被认为是“杂流”，就算能考中进士，地位也较为低。

童试

童试亦称童子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

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清朝时一般在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通过后进行由府的官员主持的府试，在四月举行，连考三场。通过县、府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

清朝的院试是每三年举行两次，由皇帝任命的学政到各地主考。辰、戌、丑、未年的称为岁试；寅、申、巳、亥年，称为科试。院试得到第一名的称为“案首”。通过院试的童生都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

生员获得“入学”的资格后，可以到官办的府、州、县学读书。不过明清的入官学基本上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知识传授。入学后经过学政的选拔，便可以参加下一级乡试。成绩特佳的生员，有机会被选为贡生，成为国子监的学生。与国子监其他“监生”不同，“贡生”是正途所出，属一种荣誉。

有些读书人要多次尝试才能通过最基本的县、府试成为童生。亦有人得到童生的身份后，院试多次落第，到了白发苍苍仍称“童生”者大不乏人。清道光年间广东曾经多次有百岁童生参加院试的纪录。

乡试

乡试是正式科考的第一关。按规定每三年一科。清朝时是在子、卯、午、酉年举行，遇上皇帝喜庆亦会下诏加开，称为“恩科”。乡试于八月在两京及各省省城的贡院内举行，亦称“秋闱”。考官是由翰林及进士出身的官员临时担任。乡试每次连考三场，每场三天。开考前，每名考生获分配贡院内一间独立考屋，称为“号舍”。开考时，考生提着考篮进入贡院，篮内放各种用品，经检查后对号入座。然后贡院大门关上，三天考期完结前不得离开，吃、喝、睡都得在号舍内。每次各省乡试取录的名额不一，按各地文风、人口而定。清朝时，以直隶、江浙取录最多，贵州最少。监生、贡生更可以离开本籍，到京师赴考。

乡试发的称为“乙榜”，又称“桂榜”。考中的称为“举人”，头名举人称“解元”。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会试和殿试

通过乡试的举人，可于次年三月参加在京师的会试和殿试。会试由礼部在京城贡院举行，亦称“春闱”，同样是连考三场，每场三天，由翰林或内阁大学士主考。会试发的榜称为“杏榜”，取中者称为“贡士”，贡士首名称“会元”。

得到贡士资格者可以参加同年四月的殿试。殿试由皇帝主持和出题，亦由皇帝钦定前十名的次序。殿试只考一题，考的是对策，为期一天。录取名单称为“甲榜”，又称“金榜”；分为三甲：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多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则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称为“传胪”。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

能中进士便是功名的尽头，不能重考以求获得更高的名次。能够一身兼解元、会元、状元的，就是“三元及第”。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中，仅有13人能够三元及第，在唐朝有二人、宋朝有五人，在元代只有王崇哲一人；明代三百年间的八十九位状元中，只有商辂一人，清代则有钱綮、陈继昌两人（另有三元及第的武状元王玉鐾）。

明清的惯例，殿试一甲授翰林院修撰及编修。其他进士要经过考核（称朝考），成绩较好及年龄较轻者获得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进修。其余的进士则可能任六部、中书、御史；间中亦有派为知县、知府等职。进士榜下即用为知县，被称为“老虎班”；指其行事往往雷厉风行。

明初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会试曾发生南北榜之争。当年春天杏榜取录的五十二名进士全部为南方人，引起北方举人的不满。朱元璋大怒，亲自查问后，把三名主考处死，在夏天再发榜，所取的进士全为北方人。之后在明仁宗时确定，会试按地域分配名额。在会试的试卷中加上“南”、“北”等字，按“南六十”、“北四十”的规定录取进士。之后比例偶有调整，但按地域分配名额的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朝科举被废。这种制度保障了文化相对落后的边远省份（如甘肃、贵州、云南等）每界科举会试有一定数量的举人成为会士、进士，进入政界的中高层，有利于保持国家的统一与政治安定。

废除

鸦片战争后，科举的内容一下子就完全显现了与现代世界脱节的窘况，加上西学东渐和学校教育的崛起，科举制度渐渐衰落。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发生在京考会试的举人集体请愿的公车上书事件。康有为、梁启超等举人们的建议之一，便是改革科举，兴办新学。百日维新时，科举一度被废，但在戊戌政变后再次被恢复。1901年，清政府先废除考试用八股文。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经袁世凯奏请，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明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

清的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是参加正式科举考试前的预考,由县里考试,中第者为生员，又叫秀才或庠生.这是大概,成绩最好的是廪生，其次是增生，新入学的称为附生.乡试由省里考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又称秋闱,中第者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又称礼闱和春闱.中第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由皇帝亲自考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又有国家特考,第一年或两三年由地方送年资长久的廪生入国子监，肄业的称为岁贡。逢国家庆典进贡的生员称为恩贡。每三年各省学政就本省生员择优保送中央参加朝政合格的称为拔贡。乡试取入副榜直接送经国子监的称为副贡。

3、叶德辉的评论

周作人在其《饭后随笔》中谈到叶德辉，说叶为皇帝选秀女，皮包不住胆，捷足先登，所辱秀女后来当了农会干部，叶自然不免一死。丘良任编《竹枝纪事诗》中长沙竹枝诗云：“施施两个丘中有”，典出《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讥笑叶德辉和王先谦是麻子，反映了当年在长沙抢米风潮中叶、王两人囤积居奇，为富不仁的事实。周劭《黄昏小品·雪夜闭门读禁书》提到叶德辉编有一本小书，每逢家宴，赠宾客人手一册，内容惊世骇俗，可惜周劭语焉不详；又说其书可能对荷兰汉学家高罗佩(V. Gulik写作《中国古代房内考》大有补益，似乎是指叶德辉从日本永观年间(982~984)丹波康赖氏编《医心方》一书中辑录的中国古代房中经典四种：《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和《洞玄子》。这四种书后来成为《双梅影庵丛书》的一部分。以上所引，一鳞半爪，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不过，有一本书很难得，是对叶德辉最有发言权的人写的，这就是杨钧及其文集《草堂之灵》。杨钧(1881-1940)，湖南湘潭人，其兄杨度为中国近代政坛的风云人物，兄弟俩同受业于湖南硕学王湘绮。从书中可以看出，叶德辉与杨钧过从甚密。叶对人说杨“能自成门户，起衰之功，可比韩愈”，推崇如此。可杨钧并不领情，说叶性格“至乖僻，不近人情”，“骄慢”等。

谈到叶的书藏，杨钧称叶为湖南第一藏书家，版本之考究为湘冠，如叶曾藏有宋胶泥本《韦苏州集》（实为明活字本）、宋朱熹同榜题名录等。伴随着湘军中兴，晚清湖南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方重镇，桐城派自皖至湘，似乎也形成了一支文化上的中兴“湘军”。在这种人文传统里，叶德辉跻身湖南第一藏书家，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皕宋楼被日本人廉价收购，江南典籍为之一空，此为我国书坛的一页痛史。原清华大学教授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将叶德辉列于清代最后一辈藏书家，并寄希望曰：“吾人为文献计，甚望其能长守故都也。”这最后的希望也将成为浩叹。杨钧写道：“（叶）身死之后，以其宅为图书馆，后发还，然所损失，则无人理会。”

论学方面，杨钧对叶的批评可谓不遗余力。叶母去世，杨诔曰：“佳儿诚博学，但与我门庭各异，只谈风月不谈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一本专言古籍版本的书，宋雕元刻，如数家珍。杨钧从小的方面补叶所未见，从大的方面抓住叶论措辞不严谨的毛病，几乎将其一生安身立命的学识完全推翻，并断言“专言版本者无功于学问”。对叶的《经学通诂》也说：“幸无人读，否则亦可贻误后生。”叶德辉的儿子似乎比皕宋楼的后代强，还算是肯堂肯构，然则人力终不敌气运。他对父辈之争总结道：“吾父著书，与白心（杨钧号）大异。吾父仅集前人之说，而不辩论是非。白心己见太深，砉然独断。”也许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同庄子和惠施的往复辩驳，没有了叶德辉，杨钧也许会感到寂寞吧。

说杨钧的《草堂之灵》难得，从一细微处可得到证明。比起那些隔靴搔痒的传闻，杨钧在书中准确记录了叶德辉的忌辰：旧历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申刻。叶德辉之死本不足为道，可是不久遥远的北方传来大学者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消息，王国维自杀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谜语。一时议论纷纭。陈寅恪在1953年12月1日《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道：“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周作人取此说），不关满清之灭亡”。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词曰：“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拈出了这一句式，谓“两非逼一是”。另有一说，即王自杀，因叶被杀。这不是空穴来风。杨钧当天也被农会抓去审问，他事后写道：“彼时之余不仅不能救叶，且不能自救，更不能如王国维之自杀。”这句话象一条无形的线将三个人的命运拴在了一起。这只是杨钧的一家之辞。还是一代史家陈寅恪破人我之执，得历史理性之“鱼”，在挽王国维的碑文里发出振聩欲聋的声音：“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这句话也成了陈寅恪自己一生的写照。

叶德辉、不论如何评说，此人至少总是个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刻书家。但多年来此人似已被遗忘。据说1957年古籍出版社重印过他的《书林清话》。大概和那阵“早春天气”有关。鲁迅早年钩稽古籍不止一次提到叶氏刻藏。《鲁迅全集》(1981年版)有四条简要注释。两条说他是湘潭人，两条说是长沙人，都不错。时下又有叶氏辑刻《双梅影闇丛书》面市。影印本、排印本合成一厚册、自右向左直行读过去又自左向右横行读回来，立足现代而发思古幽情，市场操作与文化意趣兼备，妙！由影印摹想原刻，谓之精审，不为过当。叶氏自号郋园。郋，许慎故里，可见其自视志向。这么一位人物，名声事业、几至不传，大概和他的死有关。 《双梅影闇丛书》。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李零、郭晓惠等译)，相当长篇幅引述《丛书》所收“房中书”五种（《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在简述叶氏搜求辑佚校勘经过后指出：“叶德辉的书证明，他是一个博学严谨的学者。这亦可从他对这五种书的处理方式得到证实。”顺便谈及他的死，说《丛书》的刊印，“他因此大大触怒了当时的旧派文人，使自己的学者声名扫地以尽。他是那样不幸；甚至惨遭匪徒杀害也未能引起任何同情”。“同情”与否，系于观点、立场，不可一概而论。“扫地以尽”，也许说得过于严重。“匪徒杀害”，则大大有悖于吾人之观念，难以认同，务必澄清。所以，译者于此恪守国情民意特特加注：“叶氏是1927年被长沙地区的革命群众作为‘反革命’而处决”。看来还是太简单。新时期小青年不明究竟，可能误生歧义；以为因这么一部《丛书》而成了被处决的“反革命”，太离谱了。

革命群众“和尚打伞”而处决“反革命”。不过如探囊取物耳。陈年旧事，宜粗不宜细，似可单说这个叶德辉，固然满肚子学问，但其一贯表现，的确够呛。按其生平，似乎是专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戊戌变法，他攻击梁启超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著书立说，批驳康有为。湘人唐才常在鄂起兵反清失败，他竟至编述《觉迷要录》，以为“康梁逆案之定谳”。辛亥，湖南独立，唐的儿子唐蟒任湖南都督府军政部长，怀疑唐之被害与叶德辉有关，将叶逮捕，旋获释。以后，他又拥戴袁世凯称帝，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井自任会长，请愿“劝进”。其实，这位帝制迷，晚清末季，已吃过“帝”的苦头。19l0年，他趁湖南水灾，积谷万石，引起灾民抢米风潮。此时的大清自身朝夕不保，为平民愤，将这位“进士”公“削藉”。功名、面子、统统丢光。次年，其“精神家园”大清皇朝于焉颓圮。一日无君、惶惶如丧家之犬，“终极关怀”便到了袁大头头上。此等花岗岩脑袋，在革命大潮迭起迭落的1927年碰个粉碎，时也，运也，命也。况乎此公又是自己“跳了出来”，正所谓“在劫难逃”，罪有应得。

说起叶德辉被“处决”直接原因，历史风霜，文士戾气，均富韵昧。是时也，“一切权力归农会”，叶德辉还是当他的长沙总商会会长。大概韬晦为计，“表现”尚可。不知逢何盛典，“农会”请这位大名士写副对联。也许鬼使神差，多半“气候”促成，骨鲠在喉久矣，今日一吐为快，叶进士大笔一挥，写下：“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彘六畜满堂。”横额是：“斌尖卡傀”（长沙方言）。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此言闻于湖南文艺出版社朱正老师，朱老言华，评曰：“自己找死！”的当之至，也是一幅好“横批”。叶氏时年63岁；是日也，1927年4月11日。稍为推寻，这日子历史意味深长，足令后人感慨莫名：冥冥中果有定数耶？

后八年，《郋园全书》由其家人刊行。据闻，《全书》刻版及未刊遗稿存于长沙坡子街叶氏藏书楼“观古堂”。1938年“文夕”大火，玉石俱焚。大部藏书，则由日人购掠而去，流散彼邦，杨树达先生有《〈郋园全书〉序》，对叶氏为学，推崇备至。杨先生持学严正，不轻易许人。如对其最敬服的孙诒让、王国维，亦“时有献疑，未甘阿比”。又如对其自称“私淑王氏”之念孙、引之父子，“昔校《汉书》《淮南》，于高邮之说，多所纠摘”，的确有“吾爱吾师，更爱真理”气象。至于下段文字，更可见杨先生学术上堂堂正正，一是一、二是二之风范：“郭君鼎堂神识敏锐，创见独多，顾其善者高出青云，次者或下沦九地。此如剽悍之将，性喜陷阵，搴旗斩将，每见奇功，而覆车溃众，时时不免。盖建立统系，为业至艰，而语语求通，不为丘盖，瑕瑜杂见，固其所也。”评郭氏学，切当中肯，人所难道情见乎辞，善意美言，不应误会而大概终于有所“误会”。此为题外言。题内言：杨之序叶，也是情见乎辞，易误会为古之“谀墓”，今之“悼词”，死后个个“完人”，和前述叶之“反动”种种，似乎难以接轨搭界。这大概是因为叶氏去之尚不甚远，恶名昭昭，熟知其事尚有存者之故。读小说《曾国藩》或堂而皇之《曾国藩全集》就不同，很少人知道或知道也并不计较“曾文正公”民间别称“曾剃头”。至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瘦金体”的宋徽宗，人们只欣赏好词好画好书法，其为腐化堕落反动极的“亡国之君”，与尔汝伊吾何干？这倒并非完全是厚古而薄“近”，主要是他们的恶德罪行，今人并未身受其害，当然没有切肤之痛，所以顶多作为历史教洲注意而不念旧恶。但他们创造或传下来的、以文化形式呈现的“遗产”，却仍在“现实”中流动着，和今之人一块“活着”，并以其智慧和美的魅力，颠倒世代众生。这类遗产有“物质”的，大半是“精神”；即使是“物质”的，也已升华为“精神”的。具体到叶德辉(以及周作人一类人物)，综其平生，终归应入“懦林传”。叶氏观古堂藏书曾达二十余万卷，一时有“富甲海内”之誉可证。文人戾气。自我膨胀，“长沙里手湘潭票”，以为才足以“兼济天下”，实则不识大体，螳臂当车逆历史大潮而反动之，只宜以不自量力、可恨亦复可笑视之。大浪淘沙，尘埃落定。我们似乎能以从容平静心态，读杨树达作于1935年的《郋园全书序》。

杨《序》开篇把叶氏学术文章，置于晚清文“湘军”胜业大背景中，叙述真人真事，勾勒叶德辉，为之定位。学术大事，鄙陋如我。不识高低，只能照抄：“吾师湘潭叶园先生，早岁登朝，谢荣归里，杜门却扫，述作自怡，于时长沙耆宿有湘阴郭侍郎玉池先生、湘潭王孝廉湘绮先生、长沙王祭酒葵园先生，皆东南物望，坛坫盟主。先生于诸老倾挹有加；宗风各异。就中祭酒谷虚成德．见先生会试闱作，击节叹赏，忘其年辈，投谒先施。谓往者视学江南，续仪征阮氏经编。江皖耆彦．经求纷纶，湘士卑卑，怀惭抗手，今得吾子，湘学其有幸乎！暇阅祭酒刊撰《世说》，缘先生一言指谬，索还赠本；隳板重镌。他如理董班史，甄录精言，音辑骈词；多资攻错。尽言虚受，学林鱼水，识者两归美焉。”晚清文“湘军”中，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当然是领袖人物。比他们年轻二十几岁的叶德辉属颖出新秀。尚可补说几句的是：郭嵩焘、王先谦早年皆曾入曾国藩幕，文武“湘军”有难解之缘。郭成了著名的晚清外交家，属睁眼看世界人物。王先谦则是帝制迷。排康粱而拥袁氏，与叶德辉同一战壕。但他早去十年，如果也活到20年代，结局怕同样不妙。大概正因他“寿终正寝”早，所以“解脱”也早；80年代他的《汉书补注》和《庄子集解》即先后重印出版。出版说明称前书“为目前《汉书》之最佳注本”，是“学习研究西汉史的必备之书”：后书“为本世纪以来研究《庄子》者所必读”；历史在这里又显示出取其大端的宽容和理性一面。杨序“理董班史”数言；诚言之不虚，王先谦《汉书补注》“同时参订姓氏”名下，赫然写明“叶德辉字奂彬湖南湘潭人进士官吏部主事”。在历述叶氏经史艺文诸方成就后，杨先生作如下论定：“尝谓自来经术，莫盛有清，先生生丁末季；殿彼一朝，大可理初，愧其博洽，渊如西庄，逊其专谐。信学林之伟业，旷代之鸿儒。”持论当否，我未能知。且待治“湘版’书业史、湖湘文化史之大匠学人，勾稽梳理，再为评议。

《辽东诗坛》所载叶德辉死事《书屋》杂志曾先后发表过《叶德辉之死》、《是是非非叶德辉》等文章，使人深受启发，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现将我所发现的几则史料披露如下，或许能补前两文之不足。

《辽东诗坛》创刊于1924年10月，主编为日本人田冈正树（字淮海），月刊，线装，长三十二开，诗人如陈三立、郑孝胥、樊增祥、陈宝琛、陈衍、黄节等，学者如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书画家如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等，以及段祺瑞、吴佩孚、于右任、汪精卫、戴季陶等政要均有诗作揭载。1925年6月第六号开设《著述绍介》专栏，首篇评介的是叶德辉《说文读若字考》，作者为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1867～1949）。松崎鹤雄1910年往长沙拜叶德辉为师，1920年起任职于满铁大连图书馆。

叶德辉1927年4月在长沙被杀，松崎鹤雄当即撰写《叶德辉传略》，发表在《辽东诗坛》第二十三号（1927年5月）上，第二十四号还刊登了《叶郋园殁后之消息》。这两篇文章对研究叶德辉大有裨益，而世无知者——《辽东诗坛》传世颇稀，故转录于此（原文无句读）。

4、古代科考的制度？

古代科举考试要分等级，也就是先考府试，考取童生。然后童生参加院试，考取生员和秀才，此时第一名称为案首。

然后参加乡试（也就是常说的秋闱）考取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之后就是会试，考取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以上全部考完才有资格参加殿试，授一甲状元 榜眼 探花，称为进士及第。二甲进士出身，三甲同进士出身。所谓连中三元就是乡试会试殿试都拿第一名。

科举制度历史背景

秦朝以前，采用“世卿世禄”制度，后来逐步引入军功爵制。西周时，天子分封天下。管理天下由天子、诸侯、卿、士。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有客卿、食客等。

到了汉朝。提拔民间人才。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前者是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由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是察举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由地方官改由任命的官员负责。

但是，魏晋时代，士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从民间取材，还让士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材。

来源：百度百科-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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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古代房内考

作者：[荷兰] 高罗佩

译者：李零

豆瓣评分：8.4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0-11

页数：558

内容简介：

“房内”一词是中国古代对性事的雅称，“历代房内考”即是对悠悠历史长河中性文化的考证。本书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华民族性文化漫长而曲折的演变史。从最初的原始社会的性崇拜、性禁忌到逐渐形成性文化雏形的奴隶社会；宽松的两性关系、房中述的兴起和性艺术、性文学的兴盛为代表的汉唐时期到对性进行残酷的禁锢与剥夺的宋元明清时期；从二十世纪初的“性博士”奇人张竟生到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人们的性观念、性意识一直在禁锢与解放中交错演进。

全书以洋洋二百万文字，近千幅图片将5000年中国性文化的发展史，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神秘的一页。

作者简介：

名士高罗佩

赵毅衡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西方对传播中国文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恐怕要算荷兰人高罗佩（RobertHansvanGulik，1910——1982年）。他的英文《狄公案》系列小说（JudgeDeeMysteries）影响远超过任何中国研究著作。非学术圈子里的西方人，他们了解的中国，往往来自《狄公案》。而且此套小说在西方雅俗共赏，影响不限于只读通俗小说的俗众：伯克莱加州大学法学院长贝林教授研究中国法制史，就是从狄公小说入手的。